分別位在台北與曼谷，吳璟賢與 Wyne 就坐在螢幕的兩端，試圖在翻譯、數位訊號的延遲中，指認出彼此生命中的共通點，關於城市裡的孤獨，關於自我與家的位置、也關於他們即將在兩廳院新點子登場的全新作品——
吳璟賢從澳門移居台灣數年，這幾年「宿舍系列」作品，從各種不同面向談人與人或者緊密或者疏離的關係，舞台在狹窄的房門間梭巡，對話的範疇卻涵蓋各種隱喻，諸如台灣社會的樣貌、政治隱喻或者，嗯，也可能，某些角色的詰問只是單純不爽你佔用到某個空間範疇。
↑ 「宿舍系列」作品從各種不同面向談人與人或者緊密或者疏離的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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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 年德國漢堡哈爾堡豎起十二公尺高的反法西斯紀念碑，邀請民眾在鉛柱簽上名字，每當表面被填滿，柱體就會下沉一段，最終在 1993 年完全沒入地下，只留下頂部的小方形金屬板的文字寫道：「到那個時候，就只剩下我們能起身抵抗不公不義了
邱妙津《鱷魚手記》為何至今依舊刺痛？從90年代同志文學的殘酷與誠實，看穿現代人拼命假裝「正常」的社會偽裝
邱妙津《鱷魚手記》為何至今依舊刺痛？從90年代同志文學的殘酷與誠實，看穿現代人拼命假裝「正常」的社會偽裝 這幾年再翻起邱妙津的《蒙馬特遺書》和《鱷魚手記》時，總會想著如果他生在現在的台灣，鱷魚是不是不用再披著人皮？結局會不會有所不同？ ↑邱妙津的作品《蒙馬特遺書》（左）和《鱷魚手記》（右）
至於 Wyne，這幾年在曼谷聲名大噪的導演，說起話來充滿生命力，但他的雙眼似乎總凝視城市中即將失去生命力的一群，思考年輕世代在資本主義的拉力與政局的絕望中，選擇隱入公寓的暗影，而自己從事藝術工作還能多做什麼呢？
吳璟賢帶著新作《我的宿舍》，而 Wyne 亦擁抱著他的作品《然後跳、跳、跳！》，兩者看似截然不同的作品，卻意料之外在這場對話中，找到絕深共鳴。
↑ Wyne 導演則凝視城市中即將失去生命力的一群，挖掘出年輕世代在資本世界的掙扎
「孤獨不是一個人的事，比較像是在人群裡，發現自己無處可放。」吳璟賢說。光是這個開場，就讓 Wyne 深感同意。
在他們的青春記憶裡，都曾有一段關於「男性氣質」的錯位。吳璟賢曾是籃球隊的一員，他描述，「身邊就真的都是很多『臭直男』，身在其中的時候，我的氣質相對陰柔的直男。那時候就有一種感覺：雖然自己也是直男，可是好像無法真的和直男好好溝通。我的孤獨，大概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吧？」
Wyne 點了點頭，他在曼谷的成長歷程中也遭遇了同樣的疑惑。「好像不夠『直』而無法融入男性群體，可是，我也不是酷兒，更無法在女性群體中找到完全的歸屬。」他說。
童年的歸屬是一回事，成年以後又是另外一回事，同樣一種「坐落於中庸」的尷尬，後來也蔓延到了他的創作路徑上。
Wyne 看著自己的作品：既不像大眾商業片那樣流量掛帥，卻也不像純粹的實驗美學那樣尖銳，「也帶給我某種孤獨。好像找不到一個可以讓所有人、也讓自己開心的位置？可是，我也無法真的因此而離開表演藝術，畢竟我喜歡這個啊。」連講述喜歡的事情，都是那樣平靜謙和。
從學生時期到此刻，孤獨似乎不會被時間沖淡。在城市兩端的他們，同樣在思考的，又如在後疫情時代，觀眾還會對藝術家的作品感到好奇嗎？當我們不再追求極端的美學標籤，也不願投靠純粹的公式化生產時，那個「中庸」的位置，是否就是現代人最真實、也最寂寞的立足點呢？
↑ 當代人身處朝雜的世代，卻仍會感到孤獨，沒有一個可以安放自己的位置
Photo via: 臺北戲劇獎
現代人對於孤獨的感受，或許也與家的座標有關。
以吳璟賢為例，「家」似乎一直都是一個充滿黑色幽默的隱喻。
在澳門，空間的侷促讓血緣的緊密性產生一股有趣的矛盾，「我打個比方，以前上學的時候，學校真的是過個馬路就到家了，所以我們中午可能還會回家吃個飯、下午在繼續去上課。即便長大後有自己的家庭，一週也會回『老家』吃個三、四次飯，不像是在台灣欸，很多人把『回家』當作一個行程。」總而言之，這種被迫面對的空間，成了吳璟賢日後多齣「宿舍」系列作品的原型，甚至，也催生出新作《我的宿舍》。
談起《我的宿舍》，那是吳璟賢移居台灣後，反而抓到了一種「距離感」帶來的平靜。即便如此，他不能不承認，這種平靜卻是建立在「臨時性」之上的。吳璟賢觀察到，現代人的所以為的家，多數時候是一間「租屋處」，可是真正的家，在很多時候卻又無法再提供童年時期的緊密依靠。
吳璟賢說：「像是現在回到澳門父母的家，我也覺得自己像個借住者，家人要特別移開原本放在房間裡的東西給我睡，雖然也的確能睡，但房間已經不是我的房間了。」從這樣的概念出發，他在《我的宿舍》裡，刻意處理這種「似親非親」的關係，例如兄弟姊妹間的觀念交錯，彼此渴望找出一個解答，卻往往落於爭執之中，最後找到的似乎仍指示「停戰」的方法。
↑ 在吳璟賢的敘事中，「家」似乎一直都是一個充滿黑色幽默的隱喻。
Photo via: 2022 臺北兒童藝術節《宿舍房號：8305》劇照（攝影：牧童攝影）
只不過，回頭看看 Wyne 的曼谷，其呈現的則是另一種關於「臨時」的恐懼。
Wyne 分享，疫情後的泰國，部分年輕世代興起移民潮，彷彿離開是唯一的救贖。但他也敏銳地察覺到那種因為可望游移、投入「數位遊牧」式的生活冷漠，「比方說清邁。不只外國人很多，很多泰國人也會選擇到清邁作為旅居的地點。可是移動的人若不在乎他落腳的地點，當地的問題真的有辦法被妥善處理嗎？」舉個例子，他提到了清邁的霾害，有能力移動的精英，算準天氣差了就走、天晴氣朗便回歸，但那些無法離開的人怎麼辦呢？城市中的移動，實有辦法解決城市裡的問題嗎？
而若回到他生長的曼谷，Wyne 說：「我又對這個城市無法建立更深一層的歸屬感，很多東西是點狀的記憶。」例如特定的餐廳、與朋友相聚過的場域，單點留下特定記憶。可是，撇除這些，在他看來，整個城市仍像是一個巨大的、資本主義驅動的吸塵器，迫使你必須在市中心擁有一席之地，即便那只是個冰冷而侷促的單位，可是這樣一方格局，仍然是許多人賴以為生的，家。
↑ 數位遊牧的生活方式對無法離開的當地人，產生新形式的城市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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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起來似乎都是絕望。其實不然，最特別的就是這個不然。
兩位導演談及孤獨與城市的疏離，語氣還是激昂有生命力，彷彿還努力思考看看，這樣的冷冰、淡然，靠表演藝術還有哪些可能、去點燃觀眾心中的溫熱。
以吳璟賢為例，他乾脆把台灣不喜談的問題，成為荒謬喜劇式的手法端上檯面，「從政治光譜來說，整個社會看似只有統獨，但中間有無數細微的立場被情緒掩蓋。我們越來越無法對話的原因，其實也是因為現代人越來越忙、有越來越多使我們分心的事情打岔溝通的可能。」
所以嘛，《我的宿舍》不必然要找到和解，吳璟賢乾脆把那種「無法溝通的情狀」搬上舞台，讓觀眾看見我們是如何被大量資訊與個人勞碌所干預。也許讓人看了又看又笑，暫忘彼此政治立場的惱怒，至於事後是否對號入座進哪個角色之中？啊，那就不是作品能干涉的部分了。
↑將「無法溝通的情狀」搬上舞台，讓觀眾看見我們是如何被大量資訊與個人勞碌所干預
Wyne 也是，此刻的他正試著一點點、慢慢地撕掉那些被社會標籤化的標籤。「剛剛談到年輕世代的移民潮，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出走的。那些走不了的人，很有可能就成為尼特族、或是繭居族。」
說到這裡，Wyne 又氣又笑，明明是一個社會現象的誕生，但這樣的族群卻逐漸被大眾妖魔化，「可能是因為之前泰國有一部鬼片《Who are you》，直接把不出門的族群視做鬼一樣的存在。這不是很扁平的思考嗎？可是真正選擇躺平的人，很多是因為覺察到自身的力量已經被消耗殆盡了，例如疫情期間被迫切斷的人際網絡、學習思考，甚至泰國當前政局的狀態，都讓人覺得完全沒有希望啊。如果這樣，我們為什麼還有努力呢？」
那麼，Wyne 為什麼還沒有放棄？甚至，為什麼還願意持續在這樣的處境中，展開對話呢？
Wyne 的作品《然後跳、跳、跳！》給出了一個令人動容的答案。「這個作品中的『跳』，不是說真的讓一群演員在台上跳動，而是想讓大家想起來，跳躍是生命中最本能、最簡單的動作，但成年後的我們卻逐漸遺忘如何去做。」
↑ Wyne 專注在觀察無法出走的年輕族群，試圖讓大家想起，跳躍是生命中最本能、最簡單的動作，但我們總在長大的過程中遺忘
他的想法很簡單——如果還有人沒有忘記自身的本能，如果還有機會邀請「大家一起跳起來，那麼，未來說不定就會有希望。」他說的，是多數普通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做到的事情，可是，沒有錯啊，讀到這一句話的我們，上一次真正跳起來，又是什麼時候呢？
身處在資本主義的自我剝削與侷促的居所中，於理於外，似乎或許暫時找不到和解的方法，也找不到永久的家鄉。可是，若能還是能夠因為一齣作品的諷刺性笑得樂不可支，若還能夠在他人的關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如果還能記得跳起來的能力。
那麼，或許或許，改變的機會仍就會源源不絕的到來，對吧？
↑ 若還能夠在他人的關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改變的機會仍可能到來
2026 新點子實驗場 吳璟賢 《我的宿舍》
6.26-6.28 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
https://reurl.cc/mpjraj
2026 新點子實驗場 亞洲重新測量計畫
7.11懷恩 · 扎昆 · 查邁《然後跳、跳、跳！》
https://lihi1.me/DHY0m
◎PhotoVia：兩廳院
◎Video Via：Youtube (@NTCH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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