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尚消費者

“服裝是擁抱生活時一首隱密的詩歌,一個時代的渴望和一切騷動”


AKEMI WU

2018-7-31

Dior女人身上的社會學—充滿社會學反思的抗議,即使淪為娛樂化的革命形式,也一樣高尚、美麗而流暢的改寫了時代思想的藍圖

每一年的夏天都像這樣開始嗎?外在與內心的躁動不安,在驟雨與豔陽的交替下,在顧爾德的琴音之中,在散步的兩、三句對話開始之前,我們就想提出些難以答覆的問題。

因為每日報導的悲劇與我們追求的事物中的差距令人難為情,對無力感的恐懼更甚以往,也許是這個夏日總覺得疲倦的原因。縱然如此,伴隨而來的還有對改變的渴望,即使這渴望消失的和來的念頭一樣的快。

巧合的是,七月初Christian Dior在巴黎2018-2019秋冬高級訂製時裝系列中,設計總監Maria Grazia Chiuri試圖回答的是同一個問題:出於對時間飛馳的焦慮、對生活神秘性依賴的一種感懷,有沒有可能在頌揚高級訂製的同時,以一種批判性的眼光審視它呢?

↑Dior Autumn-Winter 2018-19 Haute Couture Show

在女模的外衣上,看得出衣料和這件外衣所需要的做工,看見周圍的絲線如何精心繡制,如同讀一本政治經濟學入門的課本,我立即看見了其中的工廠和各式各樣的工種,車間、機器、繡工,看到保持克制的公關和結算帳單的售貨經理們,包含她們的工作現場和家庭生活,被穿在身上。

與以「Youthquake青年震盪」為主題的秋冬ready-to-wear系列的60年代抗議現場氣氛完全不同,Maria Grazia Chiuri回歸Dior的高訂傳統,以柔和的裸色系色調為主軸,致力宣揚Haute Couture工坊的技藝特色。將珍貴的古董機織布料以經典樣式做出致敬變奏,把古老編織藝術,如Macramé(鏤空蕾絲)、Wood Bead(串珠)及Ribbon Embroidery(緞帶刺繡)等技巧融入服飾之中,再配以繁複的縐褶及材質的層疊、對比來凸顯其效果。

↑潔白色巨型空間裡頭擺放著294座人台,頗有氣勢

秀後聽到最多的批評,卻是這系列的高訂太像成衣,在巴黎羅丹美術館牆面上裝置的294件Dior歷任設計師白色衣胚面前相形失色。簡約的抹胸長禮服不夠奢華繁複,將經典Bar Suit變形的斗篷式蝙蝠袖上衣與襯衫搭配的日常慣例,既不是精美絕倫,更沒有大膽創新。

我反而覺得Chiuri對成衣與高訂系列做出的宣言,有其連貫的內在哲學。服裝是擁抱生活時一首隱密的詩歌,一個時代的渴望和一切騷動,她接連著跨越兩個季度都在談論60年代,想談的是什麼?Youthquake意味著富裕的新一代青年依靠父母的經濟支持,給自己感覺無聊麻木的生活帶來真正的改革,不是希望、力量、抱負或慾望這些正面口號,而是單純鄙視傳統權威的反叛、懷疑。如今我們耳熟能詳的蒙德里安裙、Le Smoking套裝、Space Age太空裝、顛覆傳統限制與禁忌的迷你裙等無數時裝經典,都誕生於60年代。從那時開始,再沒有一種著裝風格可以詮釋所有人對時髦的認知。

 

 

FASHION.HR(@fashionhr)分享的貼文 張貼

 

↑André Courréges 1965年Space Age

 

 

Pawn Society(@pawnsociety)分享的貼文 張貼

 

↑Yves Saint Laurent 1966年Le Smoking

時裝也不是60年代的全部,搖滾樂、Pop art、太空科技、平權、女性主義等各式新思潮翻天覆地的影響著人類的現實。充滿社會學反思的抗議,即使淪為娛樂化的革命形式,也一樣高尚、美麗,而流暢的改寫了時代思想的藍圖。

這多麼像是我們身處的現在?

近年女性主義似乎已成為Dior的一個全新代名詞,向青春化及街頭文化靠攏,各式標語服飾、宣傳手法銳利挑動著千禧世代的神經。在這一次的高訂秀中,設計師選擇回歸到Dior實用與傳統美態這一點上,或許也是Maria Grazia Chiuri一場意識形態的叛逆。相較成衣秀場中自己一手帶出的時代口號或政治立場,在高級訂製的舞台上改以探討工匠的藝術地位,來辯證商品與客戶間的權威關係,顯得相對隱晦。

↑Dior 2018SS Ready-To-Wear以「青年震盪 Youthquake」為題,重現60年代的反叛女力。

設計師在高訂秀後,接受法國新聞社採訪時直言不諱的說:「高級訂製是為特定客戶展示品牌精湛的製作工藝,而非利用誇張風格在社交媒體上博取注意。」、「高訂的目標客戶知道Haute Couture代表了什麼。」即使反映在價格上,一件需要數萬到數十萬美金的服裝,卻可以僅是某人的日常著裝。就像這次秀上的服裝那樣,高級訂製中的女性角色更多元,不會僅出現在隆重的派對會場,不再只是優游度日的消遣,即使是最低調的工作著裝樣態,也可以有最奢侈的細節。「我們挑剔的客戶從不需要以此炫耀。」

作為巴黎時裝史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品牌,Dior從來就知道品牌的成就絕不獨立於客戶之外。何況,現在的女權主義者,已含括了母親與女兒兩個世代,如何兼顧不同階層客戶的審美,以服裝回應時代女性的個別要求,由身處階級優勢的女性去豐富階級的樣貌,或許更是真正的反對權威。在這一點上,Maria Grazia Chiuri的作法,巧合的與執掌變動的60年代Dior當時的設計師Marc Bohan非常接近。

 

 

Penelope(@focusonthefrock)分享的貼文 張貼

 

Dior 1961 Spring collevtion by Marc Bohan, also his debut in Dior.

出身於上世紀初,巴黎最高級高訂時裝屋之一Jean Patou的Marc Bohan,在1960年Yves Saint Laurent入伍服兵役後接替了他的位置,於1961年到1989年擔任巴黎Dior的創作總監將近30年的時間。他一直隱身在品牌之內,不像其他設計師那樣被人狂熱的追隨,但他實穿、浪漫和優雅的設計,還是贏得眾多客戶的青睞,更一直讓Dior與皇室貴族及好萊塢女星保持親密。Sophia Loren(蘇菲亞羅蘭)是他最忠實的客戶,Elizabeth taylor(伊莉莎白泰勒)更在他於1961年推出自己第一個系列Slim Look時,就一口氣訂製了12套日常服裝,表示支持。

Record video Dior 1961 by Marc Bohan

當1966年的迷你裙運動從倫敦蔓延到巴黎時,Marc Bohan順應潮流,設計了稱為The guillotine的半身裙,但長度比當時流行的迷你裙更長一些。不滿足的少女們聚集在蒙田大道的Dior門前高舉著「Mini Skirt Forever」標語,成了歷史事件。你們知道當時Bohan是如何回應這場時代風波的嗎?

↑1966年的迷你裙運動為象徵60年代女性解放的指標之一。

Marc Bohan在1966年秋冬季,如期推出了以《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》電影中女主角Julie Christie為靈感,包含俄國風情的皮草帽、繫皮帶斜紋呢大衣、皮草拼接金絲刺繡長禮服等奢華優美、成熟保守的作品,從傳統客戶處得到了巨大的成功。

然而,他直接在隔年(1967年)推出定名為Miss Dior的年輕支線系列,對新生代的訴求做出有力回應。將更青春、激烈、夢幻的創造做了身份確認,打開新的需求。

 

 

Miranda Lynae Marti(@mirandalynaemarti)分享的貼文 張貼

 

↑(上)Marc bohan for Dior 1966, (下)Marc bohan for Miss Dior 1967

無論現在,或即使重回極具個性的60年代,社會生活被劃分為種種界別的事實,並不令人感覺到背叛。階級與時間一樣,是並立的,人們聚集在一起時也不一定代表正確答案,唯美主義者們於是提供各種合適表達,各自保持忠實的訴求,讓所有的顧客都得到滿足。

 

 

DIACHRONIQUE(@diachronique)分享的貼文 張貼

 

↑影片中是巴黎早期的第一名媛Jacqueline de Ribes, Marc Bohan for Dior, 1968.

當年Marc Bohan與開了個人時裝屋的Yves Saint Laurent,在1967年前後推出了Safari系列,兩人的設計有多處雷同,長版的繫帶外套式上裝可以看出都是從Dior先生的Bar Jacket變形而來,但傳媒卻只著重在介紹新銳設計師的大膽與創意,而忽視了Dior一貫的設計傳承。針對這事,直至1983年Marc Bohan接受美國時裝雜誌《Women’s Wear Daily》(WWD)訪問時才說到:「現在你可以再看看我們做的,(相較當時)我可以說改變不大。」

↑(上)Marc Bohan for Dior 1967年Safari系列, (下)Yves Saint Laurent 1967年Safari系列

這裡所謂的「改變不大」,按照為Dior書寫Marc Bohan傳記的作者Jérôme Hanover提到,面對同時代設計師Saint Laurent吸菸裝的成功,或是Diane von Furstenberg裹身裙帶來的風潮,Bohan的設計不會因威脅或挑戰而隨波逐流。

Hanover形容:「Bohan的天分不僅在設計上,是他尊重每個人不同的個體價值,從了解他們的需求出發。」Dior一些高調刁鑽的客戶堅持讓Marc Bohan親自量身,但也會有如Grace Kelly(葛麗絲凱莉)這樣擁有平權思維的王妃,希望Bohan不要給她特殊待遇。無論是何要求,Bohan都會為她們提供最隱晦體貼的安排。

以「時刻記著女人」為座右銘的Marc Bohan,說是Dior內的女性主義先驅也不為過,一方面將Dior持久的事業提升到傳統品味價值守護的高度,另一方面也與時並進的推出Ski Line(Dior Sport 1965年)、Miss Dior(1967年)、童裝Baby Dior(1967年)、Dior Monsieur男裝(1970年)。他明白女人的喜好隨著時間並不一致,傳承是最無價的經驗,回頭欣賞他做出的設計,可以看出他對美的固執品味,也能明白規範和禮儀自然而然屬於高尚的原因。

↑(上)Marc bohan for Dior 1973, Summer Suit collection, (下)Dior Autumn-Winter 2018-19 Haute Couture Show

Maria Grazia Chiuri在這次的高訂秀中,再現了Marc Bohan 1973年高訂系列的Summer Suit樣式,在Bar Jacket與New Look既有的廓型上重新變化的外衣,搭配緊扣的襯衫打底與修長的褲型或A-Line的褶裙。這並非全無來歷的懷舊,早在上一季ready-to-wear,她已經引用Bohan的設計,我相信是對Marc Bohan的致敬,身為Dior最長任期的設計師,說他真正奠基了Dior的優雅基礎絕無過譽。

↑(上)Marc Bohan for Dior 1965, (下)Dior 2018 spring summer collection

Chiuri將respect獻給Dior的守護者-Atelier工坊的技師們,Bohan同樣認為是他早期作為裁縫技師,熟知那些廓型、布料與技巧,才為他的設計奠下基礎。同為女性的客戶是不是能超越「Feminism」字面上的認知,在設計師的權威形象之外,去理解一直以來其他女性時裝從業員交織夢幻、熱愛、浪漫又富有奉獻的特質,不去注重一己的感受,以安然的態度看待自己的追求和慾望,在技藝的主宰之下擁有的那份謙虛感。

↑Dior, Inside the Haute Couture.

著裝就像根據別人的設計來編織對自我本質的想像,新時代對奢華的重新定義,除了細緻、剪裁這種傳統要求,更在於靈魂意志的揭露。這些思想是自由的,無論是成衣、高級訂製,客戶或是工匠,包含所有類型女性的各種身份位置和形象,唯有行動,成為我們願意的人,是真正的答案,充滿著誠實與直接開放的權力,使心靈顯現出理想形式。人類的幸運就在於,每個人都可以是我們自己。

在咀嚼吞嚥食物的時候必須專心一志,才不會被自己的牙齒所傷,為了保持自己生活的信仰而重複做我們擅長的事,這樣最好。在文章開始Maria Grazia Chiuri所提出的問題,這是我的答案。

延伸閱讀:Dior by Marc Bohan,Jérôme Hanover,Assouline published。

密切留意:

日前倫敦Victoria & Albert Museum(V&A)隆重宣告,將會於2019年初與Dior合作舉行「Christian Dior: Designer of Dreams」展覽,深度剖析創始設計師Mr. Dior生前一系列傑作外,以及在他逝世後的多位繼任設計師。如Yves Saint Laurent、Marc Bohan、Gianfranco Ferré、John Galliano、Raf Simons到現任的Maria Grazia Chiuri等人,與Dior工坊資深裁縫技師巧手合作實現的作品,將是V&A繼「Alexander McQueen: Savage Beauty」後最盛大的時裝類展覽,作為2017年巴黎Dior 70周年展之後的第二擊。當時錯失機會未能朝拜的讀者,今次如有時間拜訪倫敦,絕對要彌補遺憾。

 

◎Photo Via:達志影像, Dior, Youtube, INSTAGRAM, Google


想看更多作者文章


延伸閱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