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很長一段時間,台北當局對電影發展都採取消極的態度,頂多就是辦亞太影展的時候把迎賓場面做得很熱鬧。不論沉睡多久,得以保存至今,甚至數位修復的台灣典藏老電影,大部分場面都是實景拍攝,不要說好萊塢、英國松木製片廠、捷克斯洛伐克巴蘭多夫製片廠、德國巴貝爾斯堡,或是羅馬電影城那樣的攝影棚,連日本、香港的規模都談不上。
↑《La La Land》中將洛杉磯好萊塢片場搬到大螢幕上。
↑英國松木製片廠入口處。
當年有辦法以更多成本拍電影的電影公司,例如中影,想到的就是把中國歷史劇拍成媲美《聖袍千秋》、《十誡》、《賓漢》、《埃及豔后》等大場面的電影。但在彩色底片與寬銀幕之前,即使是台灣少數的製片廠,都為了高功率照明、拍攝全景用的吊臂,乃至可以拍千軍萬馬的場地傷透腦筋(臨時演員還可以向國軍調派)。台灣的地形多山,顯然不適合拍攝那樣的史詩劇。車載鏡頭也只能盡可能以土法維持攝影機的穩定,或是直接在火車上以手持攝影機拍攝。
台大社會研究所蘇致亨的碩士論文《重寫臺語電影史:黑白底片、彩色技術轉型和黨國文化治理》(2015)整理了相當豐富的歷史資料,有助於讀者理解台灣新電影出現前,台北當局對於本地電影創作的各種打壓,如何迫使台語片從業人員求生存。
沒錢拍大場面,連攝影棚都沒有,即使有錢製造大場面也不會拍,造就台灣電影現在的樣子。大場面也難以成為台灣電影在國際上受矚目的號召。所以只好一直用一些什麼新北投、台北車站、西門町、大湖公園。一提起電視台上的台語鄉土靈異劇,很多人就會想到已成往事的彰化台灣民俗村,以此類推。
↑《比悲傷更悲傷的事》身著婚紗的 Cream 即是在西門町中華陸橋上與 K 相遇。
近年來包括台北市電影委員會在內的各行政體文化單位,莫不希望國外的電影創作者能來台拍攝,並積極提供相關協助。馬丁史柯西斯也看中台灣電影從業人員的質優價廉,以及秘境的絕佳景色,才能順利推出《沉默》(2017)。
↑馬丁史柯西斯《沉默》在台北市陽明山國家公園、北投秀山國小預定地、中國製片場等地的拍攝
↑盧貝松《露西》(2014)在開頭就把鏡頭帶到台北市區,並且讓故事在晶華酒店門口急轉直下。
↑張作驥《醉 ‧ 生夢死》(2015) 中在寶藏巖小屋裡外拍攝的場面,讓原本就很悲慘的故事更加絕望。
↑蔡明亮《青少年哪吒》 (1992)與賴聲川《飛俠阿達》(1994)同樣在大學重考班林立的南陽街取景。
同樣由賴聲川導演的《暗戀桃花源》(1992),雖然只是將劇場演出搬上銀幕,片尾串場角色還是提到南陽街附近信陽街「聯合麵店」,但實際出現這家傳說麵館的電影,卻是由郎雄、金士傑、吳倩蓮、陳小春主演的中國電影《春風得意梅龍鎮》(港名《四個廚師一圍菜》,1999),即使換成其他小吃店也無礙於故事進行,在該店結束營業後,本片意外成為曾在店裡吃四川口味紅白油撚麵或麻辣拌麵老饕們,唯一可以憑弔回憶的影像。
↑《春風得意梅龍鎮》意外成了信陽街「聯合麵店」的老饕們唯一可以憑弔回憶的影像。
侯孝賢《南國再見,南國》(1996) 拍攝地點橫跨了象徵鄉鎮的嘉義與象徵都會的台北,其中有幾場戲出現了狹窄無比的臥室與廁所,其實是台北臨江街觀光夜市後巷的老舊透天厝,根據後來的文字紀錄,主演之一林強以前就住在那裡。
↑《南國再見,南國》片中出現的狹窄住所,實際上就是主演林強當時住的地方。
本文還沒有提到台北和平西路、環河南路口的華江整宅與高雄左營的果貿社區等大型國宅,甚至連堪稱總結二十世紀台灣電影的教科書級經典─楊德昌的《一一》(2000)出現的辛亥路大樓群也沒有提到,再講會沒完沒了。
↑台北和平西路、環河南路口的華江整宅一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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